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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在商言商的自由与无奈

发布时间:2020-02-11 05:37:34 阅读: 来源:岩棉防水剂厂家

中国“企业家教父”柳传志先生,最近因为一个小范围的谈话被卷到舆论的尖锋。导火索是被媒体广泛转引的这句话:“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,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。”这一言论因此被一些人士视为企业界的犬儒主义,经受严厉批评,柳传志本人遂因此饱受责难。我们认为,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,并希望经由客观严谨的讨论,就企业家如何言说、参与公共政治,能够逐步形成社会共识。

柳传志的烦恼在于,在一个小范围的不公开谈话中,被截取了一句摆上公共舆论的祭坛。其中存在何种断章取义与过度阐释,外人无从知晓,局中人似乎无以自辩。这是公众人物共同的烦恼:说得好有人批评,说得不好更加有人批评,最后只有煨煨心灵鸡汤、谈谈读书感想最安全。名人言论被误读,其实质是社会情绪的媒介反映。社会普遍性的政治参与的冲动,裹挟了柳传志等社会精英,希望他们能够在政治上为普通人说话。这种冲动体现在媒体及网络上,就是对在商言商论的一致批评。

“在商言商”本身并无不妥。企业家的首要责任在于把企业做大做强,为企业改善小环境,为产业营造大环境,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,并从中得到合理回报,以有利于客户、员工和股东。企业如果不能盈利,一切都是空谈,在商言商是企业家的本色行当。企业家毕竟不是思想家、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,更不是专家学者、公共知识分子。做学问贵在参于天地,做政治贵在以天下为己任,做商业则必须谋利计功,三者固然多有交织,但道理分别如此。

在此基础上,企业家作为公民表达政治倾向和诉求,需要考虑义与利的平衡,言行上的谨慎与审时度势是理性的。重要的不是商人谈不谈、参不参与政治,而是怎样谈政治、参与政治。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避而不谈乃是消极参与,参政议政或者参与、组织公民社会运动,乃是积极参与,尽管这种参与未必影响得了政治。能力和影响力意味着责任,作为曾经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柳传志先生应该关心政治,他有关心政治的能力,也在关心政治;作为企业界领袖的柳传志应该在商言商,这是一种身份自觉,两者其实并行不悖。企业家参与政治,不一定要裸身上阵,还可以通过赞助公共或民间智库,间接由公共政策研究者递交负责任的专业意见。在现代公民社会,这种形式将成为一种潮流和习惯。

企业家慎言政治,不是犬儒,而是职业。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主要有两种,一是公开地参政议政,二是秘密拉拢政客使自己成为红顶商人,实现官商利益勾兑。中国企业家要避免的是后一种与政治的关系。一些有背景的权贵从政商分肥中闷声发大财,他们决不会说“在商言商不谈政治”这样的实话,因为他们擅玩官商勾结,关心政商利益链,从不关心公共政治。在商言商是商业社会的基石,在政言政是社会的安全阀,言商言政容易惹来麻烦,在政言商商人的日子不会好过。

企业家有参与或回避政治的权利和自由。其中要害,取决于大的政治环境的开放与否,以及营商环境的开放程度与安全系数。企业家应该绝对信任体制还是背弃体制,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,常常是一个灰度实时变化的灰色地带,转型期则尤其如此。不信任体制就无法开始,绝对信任体制风险太大。近几年中国富人纷纷移民海外,一定程度上说明,这部分人对体制的信任度或者安全感在下降。企业家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个现状?这现状,似乎不谈要比谈更“不坏”。不难察觉,在那个小型的内部座谈会上,“不谈政治”的表态透露出些许无奈,这无奈,恐怕不是一个人的,而是整个中国企业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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